民联也患惧旷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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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崩云／唐南发】我不是槟城人，如果不是州政府最近宣布封锁了槟州大会堂（Dewan Sri Pinang）前的空地，我根本不知道乔治市原来有个“民主广场”。 坦白说，称之为“民主广场”还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活在马来西亚，谁不晓得无人能在不遭对付的情况下自由公开表达政治意见？没有当权者的允准，就没有民主，这是我国的政治现实。 槟州民政党青年团领袖胡栋强说这是该州人民聚集表达看法的地点；对于这片空地被州政府以篱笆围起来“防止草地植物被践踏”，胡先生表示愤慨，认为此举是“变相的钳制民主”。 我认同胡先生的看法，但我更希望他同时也强烈谴责国阵政府直接的压制民主，而不是继续对政治持有双重标准。 或许有人会问：封锁了一片空地没啥大不了，乔治市内能聚会的地方多的是，无需小题大做。 曾发表违集会自由言论  我在某个程度上同意这样的看法，但在一个讲求问责的时代，槟州民联政府是否曾经咨询过民众的意见，并清楚解释其背后原因？如果我们对国阵多年来先斩后奏的执政方式感到厌恶，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是民联，所以对其网开一面。关于地方选举，民联已经跳票在先；屡次面对巫统人士纠众抗议，从林冠英以降的民联领袖都发表过违反集会自由原则的谈话，更遑论他们喜欢动辄学国阵向警方投报对方煽动群众情绪。 雪兰莪州务大臣卡立就曾表示，示威应该在体育馆内进行，以免“干扰民生”，俨然再益口中的“山寨版巫统”。这些就是我们投选的“新时代”领袖吗？ 不论槟州政府关闭“民主广场”的真实动机为何，研究将旧关仔角作为演说角落依旧不能掩饰之前独断的作风。对此，民联当局应该有个清楚的解释和交代。 公共空间体现民主 类似槟州大会堂这样的多元用途的空间具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让不同背景和阶层的民众得以行使他们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政治以外，这些空间也透过音乐爱好者、庞克族、滑板族甚至流浪汉的聚集，充分体现了民主社会的价值，堪称民主的推手。  伦敦的海德公园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其“演说角落”普遍被视为言论自由的创始地，尽管今天在那里聚集的多为宗教狂热份子（基督教和回教皆有，加上少数的其他宗教信徒如法轮功学员和基督教科学派成员等），或迫不急待要英女王一家卷铺盖走路的共和派人士；左派份子高呼“慎防撒切尔主义回流”的日子早已远扬。德国社会学大师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右图）曾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谈及“一个人的个人意见假若没有引发创造舆论的效应，则不能被视为已进入了公共领域”；他之后再把这个看法加以申述，倡导“公共空间”的概念以落实言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 在新科技蓬勃发展的1990年代，“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逐渐被用来指新媒体和互联网，更包括非政府组织之类的公民网络。 纵使如此，促成民众相聚以探讨公共议题的物理空间毕竟是重要的。无论虚拟的公共空间如何近乎真实，它依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剧场以落实沟通，或曰“论述性的戏剧化”(discursive dramatization)。 议会外的民主剧场  喜欢与否，政治本身就是一出戏；少了可供表演的舞台就成不了戏，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国阵和民联领袖抢着出位。政治人物/政客抢戏，理所当然，但民间也不能闲着，任由他们摆布。试想想：“马来西亚之子”（Saya Anak Malaysia）的参与者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可是如果他们只停留在讨论和私下内部表达的阶段，而不是发起全国走透透的运动，又如何能够激起民众的热情给予支持，从而加强其同政治人物磋商施压的价码？ 职是之故，民联领袖当明白政治生活的动力和活泼源自于那数之不尽、在不同时空发生的非中心化(decentered)、偶发、和小规模的民主参与行动。回想308以前，各个在野党不都是汲汲营营地跑动、必要时甚至主动霸占公共空间来扩大与民众的接触吗？没有这些积累，何来“政治海啸”？ 苏格兰的嘲讽作家汤姆斯卡莱尔言道：“更全面的国会辩论发生在国会以外，而且这样的辩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因此，“民主广场”被封锁，不是单纯的小事一桩，因为它涉及了民众在议会以外发言的权利和发言的空间，以及当权者咨询民间的意愿。  这样的空间，必须越靠近权力的中心越好，通常就是国会大厦、州议会大厦、政府大楼以及政党的党部等。就连目睹霹雳州宪政乱象依然可以厚颜无耻高谈“以民主恢复党的诚信”的马华公会领袖都知道如何善用集会抗议的地点来达到最大的戏剧效果。眼见翁诗杰食言，无奈之余也懂得到吉隆坡安邦路的党部去“哀悼党内民主的死亡”，因为他们晓得，要让民众知道总会长言而无信，总不成到独立广场去静坐啊！ 马华公会党部外那一小块地段，纵使私有，在这特定时刻就发挥了其公共空间的功用，搞不好将来就成了“党内民主的推手”。这当然也涉及私有和公共空间角色和功能对换的讨论，暂且按下不表。 政客们的安全托词 我个人最羡慕的，是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除了国会外那辽阔、可供民众向当权者呛声的空间，访客还能够徐步走上那透明玻璃制成的拱顶，俯身视察底下议事大厅的活动，充分凸显了议员和部长们的权力来自头顶上的人的义涵。和我们那高高在上而孤傲的国会大厦相比，何者更为平民，无须赘言。 我们的政治人物/政客们动辄喜欢以“安全”为由，把原有的空间占为己有；但他们所谓的“安全”，纯粹是为了自己，而非真的出于公众的安全考量。因此，我不得不臆测这些人常常恐惧群众会在他们眼前示威抗议，所以不断想方设法要限制民众的权利，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异见的排斥，毕竟那会伤害他们的自我尊严。 患有这样一种“惧旷症”的政治人物/政客，国阵和民联都不遑多让，这才是让人深感遗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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